无悔华夏水灌晋阳成就如何完成（李建成墓志：碑石上的千年秘密）

李的墓志铭封面。

李的墓志铭。

墓志铭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世界各地广泛使用。在我国，秦汉时期墓志开始流行，南北朝时期基本成型。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墓志不仅记载了死者的姓名、卒年、籍贯、家世、生平事迹等信息，而且对墓石的材质、石质造型、花纹装饰、风格格式等都有详细的规定，形成了一套严格的礼仪规范。

隋唐时期，墓志的用途进一步扩大，同时也更加清晰地体现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总的来说，与中下层官员和普通百姓使用的墓志铭相比，高级官员和贵族使用的墓志铭在形制上表现出显著的差异，书写华丽，纹饰复杂，雕刻精细，用料考究。然而，唐代第一太子李的墓志铭，不仅在体例、内容、面貌上与其身份不符，而且碑上有明显的修改痕迹。这种不正常的情况背后隐藏着哪些历史信息？这个墓志铭的内容和史书记载的有区别吗？

李墓志铭

标题:一级文物

年龄:1300岁以上

户籍登记时间:2013年3月15日

籍贯:Xi市长安区郭杜镇。

现住址:Xi安博物馆

游客们正在仔细观看李和郑观应的墓志铭。

不寻常的墓志铭

李是唐朝的第一位王子。参加了攻克长安、晋阳平定河北等重要军事行动。唐朝建立后，他还负责巩固北方边防，管理军需后勤，协助唐高祖李渊处理内政。在与李世民争夺楚军的战斗中，他一度占据优势，但玄武门之乱爆发后，李健当场死亡，其子女遭到清洗，政治影响力顿时烟消云散。此外，继位后，还多次修改史书，试图抹去李在唐朝建立和巩固过程中的存在感。

考虑到这一历史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李的墓志铭的形状和规格与他的王子身份不相称了9月9日，在安博物馆，叙述者巨新海向记者讲述了李墓志铭中的前世今生。

“李生前几经沉浮，被人复葬又被人抢走。他的墓志铭也有坎坷经历。2005年出土不久就被不法分子转卖，直到2012年警方破获一起文物贩卖案才追回。第二年移交给Xi安博物馆收藏。"巨新海介绍，尽管几经波折，墓志仍保存完整，对研究初唐政治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李的墓志铭分为年谱和实录两部分。封面顶部长39.5厘米，斜边长10.5厘米，底部长53厘米，高12厘米。杨雯的篆书是“唐老王墓志铭”。“篆书古朴苍劲，整体文风凝重、恭敬、庄重、华丽，应该是名家所写。而且志盖刻的时候还夹杂了鸟虫书的装饰笔画，部分以篆书为基础进行装饰，周围还有写意花鸟图案。”闫新海说。

碑文呈方形，边长52厘米，高11厘米。铭文刻在正面，四周是素面，没有装饰图案。其中文志以十字线条为衬，纵横9线，文志隶书，笔法优美，开合自然，雕刻刀法精炼细致。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文志只有55个字:

《唐王归隐墓志铭》

“王彪建都，武德九年六月四日葬于京师。广东贞观二年，戊子正月十三，葬于永州长安县莱文。"

如此简短的文字，只记载了李的卒年、安葬时间、地点和谥号，缺少了他的生平、功绩和评价，以至于连墓志的边界都填不上，留下了将近三分之一的空白。据《新唐书》记载，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上书，将他们移出皇族族谱，以庶人待之”，但在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他“追封封建，为利益王，隐居而死。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贾尔强教授指出，从内容上看，李墓志铭正好反映了贞观二年重葬，弥补了史籍在具体时间上的模糊记载。此外，《唐》、《长安志》等史书只记载李墓位于京兆府长安县，墓志明确指出其具体位置在列文(长安区郭杜镇西南)。墓志的实际出土地点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也弥补了史书记载的不足。

与李墓志铭一起出土的郑观应墓志铭。

墓志铭之外的历史

李墓志铭所记载的内容看似平凡，与史书记载一致，并没有传达出引人注目的新鲜信息。然而，据安博物馆研究员傅、介绍，李墓志铭的价值不仅在志内，而且在志外。

作为最早接触李墓志的研究者，傅、在注意到方志的不足后，不禁要问:方志为什么缺少生平、功绩、评价等基本信息？参考历史记载，他们判断，缺乏论文揭示了李世民和他的政治团队对玄武门的变化和前王子的结论感到困惑。在传统观念中，政变夺权是违反伦理规范的。因此，如何书写李的生平和成就，以及写作后公众将如何评价它，成了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难题。

在《贞观政要与唐·姚辉》中，李世民多次要求查看《居居诸》在当朝的记载，并因这件事指示史家修改国史。贞观十六年(贞观十四年)，看了玄武门之变的有关记载和史家的评论后，并不满意，把自己与“周公使蔡掌理而安然，与之友为叔、鲁”的例子相比较，认为玄武门之变是“义同于此”的正义之举，要求史家重写这一历史事件。

傅和认为，虽然历史的修改发生在李墓志铭发表之后，但仍能反映出玄武门的变化一直让感到如鲠在喉。他担心史家记载了针对自己的政变，急于纠正史书中对政变的评价，定下“义同此理”的总基调，试图消除此事的负面影响。

历史学家对历史的修改关系到重要历史事件的记录及其背后的名气，这是李世民无法回避的。因此，淡化和抹黑李的过去已成为他在处理相关问题的基本政策。

学者李叔同在《唐寅太子功德考》一文中作了考证。在的授意下，史官李在记载的战功时，把他的名字去掉或改为“败”。其下属将领所取得的军事成就被省略，或者没有说明这些将领属于李·。但是，修改史书并不容易，很难做到滴水不漏。李的事迹不仅见于他本人的传记中，而且散见于许多与他有过交集的文武百官的传记中。相关记载仍有诸多不一致之处，《子同治鉴》明确提出“史家未建”

相对于史官编纂历史，出版墓志铭主要关系到对世界的评价，影响舆论。李倒台后，消除其影响，安抚其旧部尤为重要。“元极成员圣旨”清楚地表明了李世民的真实意图。延宕近两年，一方面，李世民以“追封封禅，成利益王，隐居以礼重葬”宣示悲悯之心；另一方面，在刊印墓志铭时，避开了李生平事迹等敏感问题，仅用谥号“隐”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从而省心省力地避开了舆论争论，宣告此事暂时告一段落。但并没有对玄武门之变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给出有力的解释，给后人留下了隐患。

与李墓志铭一同出土的郑观应墓志铭盖。

墓志铭上的修改痕迹

如果我们把目光重新聚焦到文志本身，可以发现《文志》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隐”字有明显的修饰痕迹。“殷”是李的谥号，是地方志中最有分量的一个词，直接传达了对李的评价和态度。它的修改间接反映了李世民在谥号起草过程中的矛盾心理，是对史书的重要补充。

鞠新海介绍:“石碑上，‘隐’字有磨损的痕迹，长5.3厘米，宽4.4厘米，比整篇短文向下凹陷0.12厘米。仔细观察，可以发现‘隐’字下面还有浅浅的一笔，经专家鉴定后确认为‘罪’字。但从字迹来看，无论是后来刻的‘阴’字，还是原来刻的‘玉’字，都与其他字的字迹一致，应该是同一个人写的。”

《唐·姚辉》也记载了此事:“贞观二年正月，有大臣告为罪，令改之。杜衍表演改灵，不准他这么做，就说他藏起来了。”

可见，与大臣们在李及谥号问题上确实存在分歧。那么，这三个谥号代表什么呢？按照讣告法，是说“我不后悔”，“我不想伤我的精神”，“我不想隐瞒，我不想治国，我不想隐瞒，我不想充满感情”。“罪”“灵”有很强的贬义，被视为恶，而“隐”则意味着平庸，没有太多贬义。

傅和认为，李形象的塑造直接关系到取得皇位的合法性，对其褒贬都不恰当。“罪”的本义是“不服从”。典型的例子，如汉武帝魏太子谋反而死，被后人称为“罪太子”。可想而知，大臣们想把“出兵违罪”的理由加在李身上，让他成为玄武门之乱的“始作俑者”。

石碑上的磨损痕迹也表明，李世民最初同意他的大臣们的意见，宁愿选择“犯罪”，直到最后一刻才改变主意，所以他决定“隐藏”。据史书记载，李世民常以“六四”提及玄武门之变，但他不愿多提。相反，“暴动”会起到加强世界对此事关注的作用，这与他的政治意图不符。相反，以礼重葬李，弃“罪”而用“隐”，是在登基之初塑造个人形象的好机会，宣示更为平和宽松的政治态度，有利于稳定时局，安定人心。

李墓志铭的发掘充分体现了对李这一人物形象的谨慎处理，也反映了他处于两难境地的真实态度。史书细节虽模糊，但以墓志铭的形式保存下来。(记者陈智涛，文/图)

记者手记

墓志铭删除依然存在。

说到李，人们往往会想到他与之间的之争，以及影响唐朝进程的玄武门之变。两者的决定，胜者主导历史写作的方式，甚至对历史写作的真实性产生影响。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来说，这可能更多的是出于现实需要的选择；对于略有耳闻的人来说，这可能意味着对当下价值观和精神追求的冲击；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这可能意味着当我们理解这段历史往事的时候，会听到多个声音指向不同的历史可能性。

这些多重声音有多沉重，是强是弱，是给历史指明了一条清晰的道路，还是把历史引向了无休止争论的迷雾，都与史料的丰富程度息息相关——不仅有传统的史书，还有出土的文物。

以李谥号评价为例。墓志铭出土之前，我们只能通过史书中简短的文字得知曾经有过三个备选的谥号，但无法得知评价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波折。墓志铭出土后，这段不甚明了的历史往事，通过墓志铭的成文和不成文的内容以及删减和补充的痕迹，突然变得清晰起来，而像草蛇灰线这样的原始故事，也有了丰满的血肉和生动的细节，让我们也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感知古人历经千年的心境变迁，体会古今共有的情怀。

听文物故事，一方面要注意文物所承载的墓志铭、碑文等直观的历史叙事，另一方面要注意文物本身与其背后的社会环境、礼仪制度等文化内涵的关系。在李的墓志铭中，我们也可以找到许多体现历史细节的元素。如墓志的书法、刀工、纹饰体现出深厚的艺术修养，更有可能是名家所写，与墓志四面采用的平淡处理方式形成鲜明对比，引人深思。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与墓志一同出土的还有李之妾郑观应的墓志。李倒台后，郑观应被安置在太极宫的宫中50余年，死后才与李合葬，享受“以礼丧帝”的优待。但编年史中也有一些话，如“喜多则祸，春来则恶运，秋宪则刑”，说明了在表面优待下，郑观应50余年来的谨慎与孤独，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在处理李亲属问题上的立场与态度，与李的墓志铭相呼应，为确认相关历史事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佐证。(陈智涛)

来源:陕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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